登余干古县城
刘长卿
孤城上与白云齐，万古荒凉楚水西。
官舍已空秋草没，女墙犹在夜乌啼。
平沙渺渺迷人远，落日亭亭向客低。
飞鸟不知陵谷变，朝来暮去弋阳溪。
【解析】
余干县属江西省，汉代为余汗县，隋代改名余干，唐代迁移县治，古城遂冷落。诗人于唐肃宗上元二年(761年)途经此地，缅怀古迹，慨伤战乱，写下本诗。诗之妙，首先在紧扣题旨，“登”、“余干”、“古”、“县城”诸义，都有诗句照应。其次在景中有情，不是单纯的怀古，兼有忧今伤时的寓意，所谓“兴在象外”，别有寄托。“陵谷变”引《诗经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中“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。哀今之人，胡憯莫惩”的诗意，借典故讽刺现实，同情人民遭受的苦难。这样，诗的第三层妙境也就显现出来了，即“言外有人”，字面虽只见景物，但处处透露出人的活动、人的情感，不仅仅“有登城人在”、“有诗人在”，还有历代人事的治乱、人物的生灭留下的影响，远非“情景交融”所能包容，因此后人认为此诗主要特色在“突出于表现诗人情怀和自我形象”。这几点长处，方氏均有确评，可谓独具慧眼。
中国传统文论从来提倡要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，不作无病呻吟，即所谓“诗言志”。《礼记》明确阐释道： 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”进一步，则认识到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的关系，即“心”与“物”的关系，意识到要抒写主体的思想感情，不能脱离对周围事物的描写，但是不能溺于物象，以至显示不出主体的神采面目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指出： “诗人感物，联类无穷。流连万象之际，沉吟视听之区。写气图貌，既随物以宛转;属采附声，亦与心而徘徊。”本来，主体与客体在作品中应融为一体，但随着文学描写技巧的进步，有些作品只在词采物象上下功夫，以至“吟咏所发，志惟深远;体物为妙，功在密附”(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)，主体形象渐被物象所掩，流为积弊。所以，后世文论家又注意到保留主体意识、刻画主体形象的问题，要求“诗中有人”。龚自珍曾提出“善入善出”说，并得出“诗与人为一”(《书汤海秋诗集后》)的见解。黄遵宪更明确提出：“诗之外有事，诗之中有人”。至王国维，又提出“境界”说，并分为“有我之境”与“无我之境”。但其所谓“无我之境”并不是不见诗人真情实感，只是观照角度不同，做到了物我合一，“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”而已。
以这种主张来看《登余干古县城》，其高妙处，正在于物象状绘真切细腻，而将主体意识——怀古伤今，主体形象——忧世悯民，不着痕迹地融注于物象——古城日暮之景。诗作只是平列古城内外的荒凉冷寂，似乎没有人物的活动，但并非纯客观的不动感情的描写，而是从一个旅行至此的游子眼中写出所见之景，并在景象中凝结着难以言说的郁郁深情。读完诗，不仅诗人形象宛然在目，诗人情怀更令人怦然心动。“言外有人”即指这种境界，实即王国维所说的“无我之境”。叔本华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云：“每当我们达到纯粹客观的静观心境，从而能够唤起一种幻觉，仿佛只有物而没有我存在的时候，……物与我就完全溶为一体。”王国维是叔本华的信徒，他的“有我之境”与“无我之境”的说法正来自叔本华，故以叔氏原著为据，当更能体会到这种看似无人实际仍有“我”在的境界的韵味。
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还指出：“无我之境，人唯于静中得之。”叔本华《世界是意志和表现》论述道：“美是纯粹客观的静观心境。”《登余干古县城》正作于日暮荒城的清寂时地，更鲜明地印证了它含有“无我之境”的优美意趣。王国维较推崇“无我之境”，提出“古人为词，写有我之境者为多，然非不能写无我之境，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。”(《人间词话》)此诗被论者赞为 “称为作者”、“魂魄停匀”，确非无因。
对 “言外有人”还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，吴乔《围炉诗话》云：“人之境遇有穷通，而心之哀乐生焉。夫子言诗，亦不出于哀乐之情也。诗而有境有情，则自有人在其中。”意即只要诗境中含有诗人的感情，也就是“诗中有人”。所谓“言外有人”，指的正是诗句虽未直接写人物的活动，仍然可见人的感慨、人的寄托，也就是依然“有人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