洗兵马
杜甫
中兴诸将收山东，捷书夜报清昼同。
河广传闻一苇过，胡危命在破竹中。
祗残邺城不日得，独任朔方无限功。
京师皆骑汗血马，回纥馁肉蒲萄宫。
已喜皇威清海岱，常思仙仗过崆峒。
三年笛里关山月，万国兵前草木风。
成王功大心转小，郭相谋深古来少。
司徒清鉴悬明镜，尚书气与秋天杳。
二三豪俊为时出，整顿乾坤济时了。
东走无复忆鲈鱼，南飞觉有安巢鸟。
青春复随冠冕入，紫禁正耐烟花绕。
鹤驾通宵凤辇备，鸡鸣问寝龙楼晓。
攀龙附凤势莫当，天下尽化为侯王。
汝等岂知蒙帝力，时来不得夸身强。
关中既留萧丞相，幕下复用张子房。
张公一身江海客，身长九尺须眉苍。
征起适遇风云会，扶颠始知筹策良。
青袍白马更何有？后汉今周喜再昌。
寸地尺天皆入贡，奇祥异瑞争来送。
不知何国致白环，复道诸山得银瓮。
隐士休歌紫芝曲，词人解撰河清颂。
田家望望惜雨干，布谷处处催春种。
淇上健儿归莫懒，城南思妇愁多梦。
安得壮士挽天河，净洗甲兵长不用！
【解析】
《洗兵马》，诗题一作《洗兵马行》，是杜甫集中篇幅最长的一首歌行体作品。
歌行，由于其基本句式以七言为主，所以人们一般把它归入七言古诗之中，统称七古; 由于它往往三、五、七、九言杂用，句子长短不限，故又称杂言诗。它在篇章形式上具有句数不定、字数不拘，极其自由的特点，因而与近体的律诗绝句截然不同。它又吸收了近体诗声韵偶对诸多技法，变化出之，故与传统古诗也不一样。比如，从押韵说，可以两句一押韵，也可句句押韵;可以押平韵，也可以押仄韵;可以一韵到底，也可以随意换韵;韵部上可以邻韵通押而不像近体、古风那样严格。从调声讲，既重视平仄的协调，又有意避免入律(与律诗平仄相同)，平仄既有一定规矩，又相对宽泛自由，更不拘粘对。从对偶说，既讲对仗，又有意避免近体的工丽，往往用宽对，对仗也没有固定的位置，以显示其自由朴拙的风范。总之，这是一种极少束缚，活泼自如，富于变化的新诗体，是唐代的“自由诗”。这种诗体，虽渊源于上古民歌和汉乐府，继承了汉魏六朝七言古诗的艺术经验，却是经过唐人独立创造、机杼自出的。著名唐诗专家肖涤非先生认为，七言歌行 “是唐诗独有的面目”，“是唐人的拿手好戏”。
杜甫和李白同为盛唐歌行的最杰出代表者。像李白的《远别离》、《长相思》、《蜀道难》、《梁甫吟》、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、《庐山谣》，杜甫的《兵车行》、《丽人行》、《哀江头》、《古柏行》、《剑器行》、《饮中八仙歌》等等，这些著名代表作，尽管格调不一，但都是变幻错综，开阖纵横，自由驱驰，雄放杰出，显示了盛唐歌行的总体面貌。唯独这首《洗兵马》，却自成一格; 似古非古，近律非律，引人注目。
明代诗论家王世贞、许学夷认为，“老杜以歌行入律，亦是变风。”(《诗源辨体》)指出了杜甫歌行中采用律诗技法，是歌行的一种变体。王嗣奭《杜臆》中更具体指出《洗兵马》“一篇四转韵，一韵十二句，句似排律，自成一体。”也就是说，它不像通常歌行的写法，除了换韵之外，简直就像一首长篇排律，在歌行中“自成一体”。到了吴昌祺则称之为“偶作变调”。
原诗共四段，每段十二句。每段皆首句入韵，十二句押一韵;段与段间平仄韵互换。第一段首句“中兴诸将收山东”押平声东韵，第二段首句“成王功大心转小”，换为仄声筱韵，三段“攀龙附凤势莫当”又换押平声阳韵，四段“寸地尺天皆入贡”再转为仄声送韵。换韵，虽然是唐人歌行的通例，但这样整齐划一的平仄互换，却并不多见。它显然是杜甫吸收了近体格律诗艺术经验，施之于歌行写作的一种尝试，给这种“自由体”以新的 “规范”，使错综之美与整饬之美相统一。
这首诗对仗的工丽，前人尤多有评论，施补华《岘佣说诗》讲： “少陵七古，多用对偶。”《吴礼部诗话》具体指出： “《洗兵马》诗除首尾及攀附龙凤云云两句不对，司徒尚书一联稍散异，余无不对者，尤为诸篇之冠。”《洗兵马》不但几乎通篇对仗，而且多用工对，如“祗残邺城不日得，独任朔方无限功。”“已喜皇威清河岱，常思仙仗过崆峒。”“三年笛里关山月，万国兵前草木风。”“东走无复忆鲈鱼，南飞觉有安巢鸟。”“关中既留萧丞相，幕下复用张子房。”“寸地尺天皆入贡，奇祥异瑞争来送。”“隐士休歌紫芝曲，词人解撰河清颂”等等。工丽的对仗，在盛唐人的歌行中，也偶或有之，如高适《燕歌行》： “校尉羽书飞瀚海，单于猎火照狼山。”“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。”王维《燕支行》：“画戟雕戈白日寒，连旗大旆黄尘没。叠鼓遥翻瀚海波，鸣笳乱动天山月”之类。但通篇着力于此，不但找不到第二者，而且被视为非歌行应有的写法，既似排律，只能说是偶作变调了。
再看诗中平仄粘对，也往往合律。如“已喜皇威清海岱，常思仙仗过崆峒。三年笛里关山月，万国兵前草木风。”便严守近体格律。这在时人歌行中是竭力避免的，而杜甫却无所避忌。在转为仄韵的两段中，诸多句子也都大抵按平仄两两交替和粘对的规矩写出，如“寸地尺天皆入贡，奇祥异瑞争来送。不知何国致白环，复道诸山得银瓮。隐士休歌紫芝曲，词人解撰河清颂。”几乎就是一首仄韵律诗。此外，如“青袍白马更何有，后汉今周喜再昌。”“成王功大”、“二三豪俊”、“鹤驾通宵”等联，也可以看出诗人总在按近体形式排比声律。正是基于以上种种原因，这首诗便被视为歌行的 “变调”，或者可称之为格律化的歌行。
杜甫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伟大诗人，他在七律和歌行体上的贡献，早被人们所公认。这首《洗兵马》何以这样写，吴昌祺认为“殆闻捷音而偶作变调也”。艺术技巧上的变化，常常是出于表达内容的需要，杜甫听到“中兴诸将收山东”的胜利喜讯，欣然命笔，情注纸端，顾不得诗歌形式上的限制了。但作为一首“词人解撰河清颂”的“颂”体诗，诗人在结构上也进行了精心建构，铺述排比，对仗转韵，错落有致，珠辉玉润。不但具有壮盛的气势，尤其有端庄雅丽的格调，极自然地表现了“颂”的内容。所以，虽然是“变调”，却充分显示出杜甫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。正因如此，王安石选杜诗，列本篇为压卷之作。
